
公元184年,东汉灵帝中平元年,洛阳城外的黄河渡口格外喧闹。漕运船只一艘接一艘靠岸,难民背着行李挤在岸边,议论着一个相同的话题——关东各地郡县募兵平叛。有人叹气:“这乱世呀,不知还能撑几年。”也有人小声说:“听说并州那边出了个年轻武人,骑射极好,将来准得出名。”话语很随意,却点到了一个名字注定会写进史书的人——张辽。
那一年,黄巾起义爆发,东汉王朝的气数肉眼可见地衰落。此后四十多年间,天下格局几经变换,最终定格在曹魏、蜀汉、东吴三家鼎立。而在这漫长的动荡岁月里,有人一出场便锣鼓喧天,有人却像在夜色中行军,悄无声息,却步步走在风口浪尖上。张辽属于后者。
有意思的是,这位将来“追着三国三大雄主打”的名将,在成年前后的几年里,一直徘徊在出世与避世之间,看上去更像一个喜欢打猎的并州豪侠,而不是纵横沙场的大将。等到他真正显露锋芒时,局势已经明显朝着“魏蜀吴”三足鼎立的方向发展,他却仍能在曹操、刘备、孙权三个阵营之间画出一条醒目的“追击曲线”。
不得不说,张辽的经历,既有并州武人的粗犷血性,又带着几分低调到近乎“隐身”的克制,这种组合放在三国人物群像里,很难找出第二个相同的。
一、并州少年:从“猎手”到部曲将领
张辽,字文远,出生于并州雁门郡,按史书记载,他出身自聂氏一族,其远祖与“马邑之谋”牵扯颇深。因为政治风波,家族为避祸改姓为张,这使得他的身世多了一层隐约的历史阴影。到了东汉末年,雁门郡一带频繁遭受匈奴、鲜卑侵扰,当地百姓从小就与兵戈为伴,骑射几乎成了生存技能,而张辽也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成人。
雁门的秋夜常常风大,河滩边芦苇摇晃,野兽出没。张辽年轻时酷爱夜猎,弓马娴熟,据说能在奔马之上连发数箭不中断。这种生活方式看上去潇洒,其实折射的是边郡武人的日常:一边以打猎补贴家用,一边随时准备应对边境的突发变故。
值得一提的是,史书对张辽早年的师承没有详细说明,后世民间故事便附会出他曾在宛城“名家”门下学艺的传说,说他枪法精熟、性情刚烈。这类传说难以完全证实,但有一点是明确的——到了黄巾起义爆发的184年前后,张辽已经具备了足以被地方长官看重的武艺与胆识,不再只是山林间的猎手。
战乱一起来,所谓“闲云野鹤”的生活很快失去立足之地。并州地处北方要冲,既是兵源产地,也是朝廷对抗北方势力的前线。张辽从地方豪侠到官军武将的转变,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完成的。他先是被并州刺史丁原征召,成为部曲将领,从此正式走上军旅道路。
当时的丁原在朝局中属于“边州武官”一类,并非权倾朝野的大人物,却控制着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并州军。而张辽在丁原手下结识了对他一生影响极大的同僚——吕布。两人同乡同郡,又都善骑善射,在连年征战中逐渐成为生死相托的战友。
试想一下:边州出身的年轻武人,跟着上司南征北战,身边还有一位冲锋在前的骁将为友,往后的方向差不多就锁定了——不是在战场上立功,就是在战场上牺牲。张辽也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,一步一步走向乱世的中心。
二、改旗易帜:董卓洛阳与“追曹”之战
中平六年(189年),灵帝去世不久,董卓入洛,把控朝政,丁原与其发生冲突,最终被吕布倒戈所杀。张辽此时选择跟随吕布,又随之归于董卓麾下。他从此离开并州,卷入长安、洛阳一带更为复杂的权力斗争。
董卓入主洛阳后,挟天子以令诸侯,关东州郡群起讨伐。张辽在这一阶段的具体战事记载不算很多,但能肯定的是,他已经不再只是边郡小将,而是被董卓集团视为可用之才。等到董卓被王允、吕布等人诛杀,局势再度翻转,张辽又随吕布出关东,辗转河内、兖州、徐州等地。
真正让张辽第一次在史书中留下浓墨一笔的,是与曹操之间的一场交锋。那时的大致背景是:吕布先依附袁绍,后又与袁绍不合,转而投奔刘备,最终占据徐州。曹操为了扩张势力,进攻徐州一带,与吕布对峙。吕布以勇猛著称,却性情多变,而张辽在其麾下,多次参与对曹军的作战。
史籍记载中,有一段曹操在兖州、徐州遭遇重大挫折,被迫退却的经历。张辽率部乘势追击,骑兵紧贴其后,让这位正值雄心勃勃阶段的曹孟德吃尽苦头。那时张辽大约二十五六岁,正是力气、胆识、精力都在巅峰的年纪。曹军损失惨重,被迫舍弃部分地盘,仓皇向东退走。这段经历给曹操留下了极深印象。
“当年在兖州,被并州人追得惊险。”后来的曹操在与属下议论旧事时,据说有过类似感慨。虽然原话已不可考,但从他日后对张辽的态度来看,这场“被追”的教训确实刻进了记忆。等到吕布败亡、张辽俯身就魏,曹操没有因为旧怨而心存芥蒂,反而格外重视,多少也有“知其可畏,故欲为己用”的意味。
有意思的是,张辽在吕布集团内部的身份,远没有吕布那样耀眼。他既不是主谋,也不是谋士,但在关键战役中,总能承担起冲锋、追击这种高风险的任务。等到吕布孤立无援,被曹操在下邳城下擒获处死,张辽判断大势已去,当机立断选择归降曹操,这一步走得极为干脆,没有犹豫拖延。
许多东汉末年的将领,在改换门庭时都会犹豫反复,张辽的抉择却颇为决绝。他见过董卓集团的覆灭,也亲历了吕布势力的起落,对“匹夫之勇难敌大势”的体会必定深刻。归魏之后,他不再出现在那些爱夸耀、爱争功的场合,反倒愈发沉稳,这种性格转折,此后在合肥战场上体现得尤为明显。
三、东线战神:合肥、逍遥津与“追刘”“追孙”
投靠曹操之后,张辽的军事生涯进入真正高峰。建安五年(200年)官渡之战前后,他随曹军参与各地征伐,表现突出,被封为将军。等到曹操平定北方、进军河北,张辽已经是麾下重要的武将之一。不过,让他名声大振的,不是北伐乌桓,也不是中原之战,而是面向东南的合肥防线。
建安十三年(208年),赤壁之战中曹操大败,江东孙权与荆州刘备联手,控制长江流域,北方势力被挡在大江以北。之后的几年里,合肥成为曹魏面对孙权的重要战略支点。张辽被任命为合肥守将之一,与李典、乐进等人共守此城。这一岗位看似偏于守势,却给了他最具代表性的一次战机。
建安二十年(215年),孙权趁曹操北上关中之机,率大军进攻合肥。按《三国志》的记载,当时孙权兵力远超过守军,而合肥城内粮草有限,一旦久围不解,必有危险。曹操临行前曾对张辽、李典等人留下“若权亲来,张辽、李典出战”的嘱托,等于提前赋予张辽主动出击的权力。
孙权军抵达城下后,张辽并没有选择死守。他在城内只挑选精锐八百余人,拂晓突然开门杀出,直冲吴军中军。在兵力极为不利的情况下,他硬生生打乱了对方的阵脚,甚至一度杀到孙权身侧,迫使孙权仓促应对。那次突袭之后,吴军士气受到重大打击,合肥之围转为胶着,最终孙权被迫撤军。
合肥一战,最关键的不是城守,而是这记险中求胜的反击。张辽以寡击众,靠的是突袭时机的把握、兵力集中运用,以及愿意承担近乎“九死一生”的风险。这场战役在后世被称为“张辽威震逍遥津”,与关羽的“水淹七军”并列,被视为三国时代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之一。
同一时期,刘备正在益州、汉中一线扩张势力。建安二十四年(219年),关羽北上进攻樊城,一度水淹曹军,声势极大。曹操为牵制刘备集团,在荆州、合肥等方向多线布防。张辽时而参与支援行动,时而守合肥,他和刘备之间并没有像早年与曹操那样正面对决,但追击刘备势力的行动并不少。
刘备夺取汉中后,自称“汉中王”,在荆州、益州两线都摆出进取姿态。曹魏在西线与刘备交锋时,东线压力多半由张辽等人承担。每当吴蜀之间有摩擦,张辽就有机会带兵出击,截击刘、孙双方调动的部队。张辽“追刘”的说法,更多来自这些反复交错的战役背景,他不是简单地追着刘备本人,而是在战略层面上不断压迫蜀汉与江东的联动空间。
到了黄初元年(220年)曹丕即位,魏国正式建立。黄初四年(223年),刘备因夷陵之战失败而病逝,蜀汉退居守势,东吴则在孙权领导下逐渐稳住脚跟。就在这一前后,已经年过四十的张辽仍在东线一带征战。史书里有他随曹休等军对孙权进行反击、追击吴军的记载。这位少年时在并州打猎的武人,到了四十六岁左右,还能在战场上带兵冲锋,追着江东军队打,体力与意志可见一斑。
有一则传闻颇耐人寻味:江东一带的百姓曾用“张辽要来了”来吓唬小儿,小儿闻之即止哭。这当然有民间夸张的成分,但能流传开,说明合肥一战之后,“张辽”这个名字在吴地军民心中,确实带着某种阴影。他不是靠夸功劳、摆阵仗出名,而是在一次次实打实的战斗里让敌人记住了自己。
四、功成身退:低调作风与晚年终局
与许多三国名将相比,张辽的一个显著特点,就是“功大而不争”。在曹操集团内部,以武力立威者不少,有的喜欢在军中显摆,有的张扬跋扈,最后都免不了引起猜忌。张辽的选择截然不同,他行事谨慎,对上尊重,对同僚多加礼让,很少去争论谁先谁后,谁功谁过。
从史料看,曹操对他极为信任,不但在重要战役中多次委以重任,还授予他“征东将军”等高位,后来又加封侯邑。这种待遇,已经接近曹魏体系中“亲信重臣”的层级。尤其是“征东”一号,带着浓重的战略意味——张辽不再只是一个冲锋陷阵的前锋,而是指挥东线作战的重要统帅。
有人或许会问: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名将,为何在后世名望似乎略逊于关羽、张飞、赵云等人?原因大致有几方面。一是张辽缺乏那种被后世戏曲、小说大肆渲染的“传奇故事”;二是他没有参与决定全局的“最后一战”,而是逐渐在岁月中退出第一线;三则在《三国演义》中,张辽虽然表现突出,但笔墨毕竟不及蜀汉武将那么集中。
不过从史实角度看,张辽的战功绝不在许多名将之下。三国志中对他的评价十分凝练:“辽有胆略,善抚士卒。”短短几个字,勾勒出他身上两个最显著的特质:敢打仗,会带兵。这种“文笔不多,但评价极高”的写法,恰与他为人处事的风格相映成趣。
晚年的张辽因多次征战,积劳成疾,身体逐渐衰弱。黄初七年(226年),魏明帝曹叡即位不久,张辽病逝,享年七十余岁(依不同记载,一般认为在七十岁上下)。临终之前,他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在合肥城下策马冲阵的“先锋”,更多是以资深将领的身份坐镇一方,为后辈提供经验与威望。
遗憾的是,他身后并未留下太多个人生活的记载。史书对他的家庭、性情细节着墨不多,留下的更多是阵前用兵、对敌应对这些“硬骨头内容”。这一方面让人感到距离感,另一方面也显出一种朴素的意味:张辽的一生,几乎完整地交给了那个战乱时代。
朝廷追念他的功勋,将其从祀于曹操庙庭,与曹魏开国的重要功臣同列。这是极高的礼遇,象征着他在魏国军事史上的地位已经被正式确认。对比许多在权力斗争中起起落落的武将,这样的结局显得格外稳妥:没有因功被疑,也没有因争功被废,而是在兵马卸甲之后,安然离场。
从二十出头在并州河畔练弓,到二十五岁追击曹操部队,再到二十九岁随吕布势力压迫刘备,又在四十多岁时于合肥、逍遥津前后追击孙权势力,张辽一生几乎贯穿了整个三国形成的过程。他既见证了群雄并起,又亲历了三分天下的成型,更在这漫长过程里,用极其克制的方式,把自己的名字刻进了战争史的关键节点。
在那个“成名要大喊,出战要报号”的年代,有人高呼名号炒股配资炒股,有人默默拔刀。张辽显然属于后者。他不爱多说话,却用几十年时间在战场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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