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5年冬天的一个清晨，美国加州的天空还带着点雾气。彼时，已近八旬的宋希濂坐在窗边，听说老同学陈赓的夫人傅涯要结束访美行程，准备回国排名第一的配资公司，他很久没说话，只是久久地出神。等到送行那天，他在机场紧紧抓住傅涯的手，把一把折得整整齐齐的美元塞过去：“回去替我买点鲜花和纸钱，去看看他，告诉他，我在这边一切都好。”话一出口，眼眶就红了。
这一幕，距离陈赓1961年在上海逝世，已经过去了二十四年。许多人不免好奇：一个是国军中将，一个是解放军大将，两人在战场上分属对立阵营，为何几十年后还惦记到这种程度？要解开这个问题，只能从两人真正走到一起的那一年说起。
一、黄埔同窗：从火车上的偶遇开始
1923年，广州黄埔军校还只是筹划中的名字，孙中山却已经敏锐地意识到：如果革命没有自己的军队，一切都是空谈。那一年，他派人到湖南招募青年学生。消息一出，长沙一带的学校里，许多热血青年心头一震，纷纷收拾简单的行李，奔着“改造中国”的理想走上路。
去长沙报考的路上，20岁的陈赓和16岁的宋希濂，在一列普通的车厢里撞见了。一个是岳云中学学生，一个是长郡中学学生，交谈几句后，才发现两人不仅同是湘乡人，连对“三民主义”的理解都颇为相似，更巧的是，两人此行目标竟然完全一致——去参加招考。
一路上，话题从湖南乡情，聊到北洋军阀割据，再聊到国人生活的困顿，车轮声咣当作响，两个年轻人的话却停不下来。宋希濂性子内向，却被陈赓爽朗的笑声带得不时“呵呵”直笑，有时车厢晃动，他还要伸手扶一下座椅，却始终舍不得打断对方的话头。
几天后，在长沙育才中学的考场里，陈赓坐下后抬眼一看，忍不住愣了愣——自己的同桌，居然就是在路上结识的宋希濂。双方对望一眼，都有点惊讶，随即会心一笑。六天后放榜，二人在名单上同时看到对方的名字，心里的那种欣喜，很难用一句话说清。
从湖南招募的这批青年，随后都转道前往广州。大部分人被编入程潜主持的讲武学堂，等待进一步安排。陈赓、宋希濂两人则打听到：孙中山准备创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“革命军官学校”，就是后来名震天下的黄埔军校。他们立刻意识到，这是一次能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1924年春天，两人一同到军校筹备处打听消息，报名、考试，一项项照着流程来。2000多人竞争有限名额，这对湖南来的同乡，在中山大学考场上又一次并肩奋战，最终以优异成绩双双被录取。5月5日，他们乘船抵达黄埔岛，成了第一期学员中的一员，那时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一批学员的名字，日后几乎要写满中国近代史。
入校后，陈赓被编入三队，宋希濂被分到十队，宿舍、训练队列都不在一块儿，却挡不住他们在操场、饭堂不断碰面。每次远远看到宋希濂，陈赓总是笑着快步走过来，两人勾肩搭背，说起训练和形势，往往能站在路边聊到熄灯号响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黄埔军校在那个阶段，是国共合作的样板。校内既有中国共产党人，也有国民党骨干，但在绝大多数学员眼里，彼此差别并没有后来那么尖锐。救国救民，是共同的语言，谁也说不上今后会分道扬镳。
二、不同选择：一场十字路口上的长谈
陈赓在1922年就通过长沙育才中学的进步教师熊亨瀚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进入黄埔后，他不仅是三队的骨干，还担任共产党支部书记。接触多了，他渐渐觉得这个小自己几岁的湘乡老弟，政治上是个可以培养的对象。
军校生活紧张，但各种讲演、讨论并不少。1924年8月，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，在大花厅作了题为《国内外形势》的演讲。那天人山人海，宋希濂赶到时，远处只能隐约看到讲台。他一边说着“借过”，一边往前挪，生怕错过机会。挤到中间，他忽然看见前面有个熟悉身影——正是陈赓，两眼发亮，聚精会神。
掌声一次次在厅里炸开，趁着鼓掌间隙，陈赓凑近宋希濂，压低声音问了一句：“怎么样？周主任这个人，够不够得上栋梁？”宋希濂连点头：“不但够，而且还是年轻的栋梁，是后起之秀。”那天散会，两人发现彼此手掌都拍得通红。
这一场演讲，让宋希濂对周恩来生出由衷敬佩。敏锐的陈赓察觉到这一点，心里盘算着，得让这位老弟有机会和周主任面对面谈谈。可当时形势变化太快，东征、西征接连不断，计划了一阵，总是未能实现。
东征期间，陈赓在战场上救过蒋介石一命，曾被调去担任侍从参谋。但在近距离接触中，他很快看出蒋介石背后隐藏的真实政治倾向，借母亲生病为由离开岗位，重新回到前线部队。当年，他在战事间隙，正式介绍宋希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对这个内向却极有执行力的同乡，寄望不浅。
待到东征结束，两人再回广州，已经都是连长。陈赓心里那桩“还没办成的事”，再次浮了上来。他终于选在一个星期天，把宋希濂约出城：“今天带你去见个要紧人物。”他故意卖关子，任凭宋希濂一路追问，也只是笑而不答。
走进大兴公司附近的一处二楼房间，推门的一瞬间，宋希濂整个人愣在当场——坐在桌前的，正是那位在大花厅侃侃而谈的周恩来。他立刻绷直身子，行礼报告：“周主任，我是教导二团四连连长宋希濂……”话刚说到一半，周恩来笑着打断：“陈赓已经跟我说过你，坐下慢慢谈。”
那次会面聊得很深。谈到革命形势时，宋希濂略显乐观，觉得“国民革命的道路已经打开，胜利为期不远”；陈赓则更为冷静，提醒当前虽然群众运动高涨，但前途绝不会平坦。周恩来耐心听着，并不急于评判，只是启发式地问了许多问题。
从那天起，陈赓更有意识地引导宋希濂参与左倾活动。宋希濂也曾一度靠拢革命阵营，对未来充满激情。可变故来得很快。中山舰事件后，蒋介石逐步排除共产党势力，控制国民党权力结构。在军中，许多原先倾向左派的军官开始观望、犹豫。
这段时间，宋希濂给陈赓写了一封信，坦言自己“云雾重迭，风向不辨”。他一面已经秘密入党，一面又清楚看到：在国民党体系内获得蒋介石器重，意味着现实的升迁之路。对一个出身普通、希望凭军功改变命运的青年军官来说，这个诱惑不可谓不大。
陈赓收到信时，正奔走于各地战场，始终挤不出一段完整时间回信。等他意识到事态严重，再约面谈，已经是几个月后的事。两人选在一处僻静之地，靠着一棵大树坐下。陈赓开门见山：“你为什么这几个月没和组织联系？跨党登记做了没有？”
那一刻，气氛有些压抑。宋希濂犹豫片刻，还是说了实话：他到了新编二十一师，身边没有共产党人，考虑再三，并没有去做跨党登记。“我想，不再跨党，但保证不做有损国共合作的事。”这话听上去委婉，实际上已经宣告了他的选择倾向。
听到这里，陈赓神色沉下来。他问得更直接：“假如有一天，国共不再合作，战场两边对垒，你站哪一边？为谁而战？听谁号令？”这个问题，敲在十字路口的核心上。宋希濂不敢正面回答，只是含糊其辞，说当下广东局面不错，不必做这种假设。
陈赓看得出，再拉扯下去，只会适得其反。他压下心里的失望，用平静口气结束谈话：“我们都先冷静一冷，过几天再好好想一想。有事先写信，再见面。”这大概是他们相识以后，陈赓第一次全程没有笑容。当天晚上，宋希濂翻来覆去，隐隐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只是他自己也清楚，路已经不同了。
没多久，宋希濂被调往广州，因作战表现，被蒋介石提拔为营长，自觉前途渐渐明朗。他在回忆中坦承，那时甚至开始暗自埋怨自己“何必当初”。他正琢磨着如何给陈赓写信解释，结果还没动笔，就收到了对方的约见信。见面的机会却又因战事调动而一再推迟。
这一拖，就是十年。期间，蒋介石在1927年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大批共产党人惨遭屠杀，国共彻底分裂。那时的宋希濂，正因腿伤住在苏州教会医院。面对风云突变，他再一次站在抉择边缘，最终还是选择给蒋介石写信，踏上通往南京的道路，正式把自己的半生，系在国民党战车上。
三、战场殊途：政治对立之外的牵挂
从1930年代初起，两人的人生轨迹渐渐拉开距离。陈赓在中央苏区、长征路上、抗日战场、解放战争中一路摸爬滚打，成长为久经考验的红军将领；宋希濂则在国民党军队中节节晋升，率部参与多次大型战役，成为蒋介石倚重的干将之一。
有意思的是，两人虽然政治上已站在对立面，但彼此消息却从未真正中断。最戏剧性的一次，是1933年前后，发生在上海老闸巡捕房。
那时，陈赓在江西中央苏区工作，被叛徒出卖后，被捕押至上海关押。消息很快传到不少黄埔同学那里，也传到宋希濂耳中。跟了蒋介石多年，他很清楚，这种级别的共产党军官，一旦落到对方手里，下场通常只有一个字——“杀”。
这一年，宋庆龄、蔡元培等社会名流纷纷出面营救。宋庆龄甚至当面提醒蒋介石：“陈赓当年在战场上救过你的命。”蒋介石虽不愿公开示弱，却也开始犹豫。宋希濂这边，内心同样复杂。他一方面希望陈赓安全，另一方面也隐隐想着：如果陈赓愿意改弦更张，是否还能站到同一战壕？
遗憾的是，陈赓的选择并不留有余地。面对劝降，他的态度很坚定。最终，宋希濂与肖赞育、项传远、宣铁吾等黄埔一期同学，联名上书，请求蒋介石对陈赓“从宽处理”。在多方压力之下，蒋介石才从死刑边缘后撤一步，把陈赓由牢房改为客房软禁，还给予一定自由。这个“自由空间”，正是陈赓日后脱险的关键。
当陈赓设法脱离监视，再次回到革命队伍中时，宋希濂当然知道，但装作不知。事后，蒋介石暴怒，把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，却也没有再追究。这一段插曲，从侧面透露出一点：即使站在彼此枪口对面的阵营，这个国军军官，在关键时刻还是选择给老同学留了一条路。
1936年末，西安事变爆发，张学良、杨虎城扣留蒋介石，全国震动。那时，年仅30岁的宋希濂已是第二十六师师长，兼任西安警备司令。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，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。
1937年4月，34岁的陈赓受命从延安来到西安，执行相关任务。十年未见的两人，忽然又在古城重逢。岁月已经改变了他们的官阶和阅历，却没有磨掉那种熟悉感。宋希濂看到陈赓，第一印象还是那张带笑的脸，只是多了些风霜；陈赓眼中那个略显腼腆的学弟，虽如今已经指挥一师之众，说话间依然会露出点不好意思的神情。
那次相聚，酒桌上气氛热烈，话题从黄埔岁月说到当下的抗战形势，两人都知道，这样坐下来谈心的机会，以后未必还能有多少。有人回忆说，当晚几轮酒下肚，两人眼眶都红了，却都极力按住情绪，只用更放肆的笑声遮过去。
抗战八年，随后是内战四年，两人再难像那样长谈。1949年初夏，解放军大军西进，蒋家王朝摇摇欲坠。同年，宋希濂在四川峨边沙坪被俘，押往重庆渣滓洞附近的白公馆。这一年，他42岁，步入人生最灰暗的一段时光。
刚被关押时，他对未来几乎不抱期待。每日生活枯燥到只剩下几点：盼天亮，盼吃饭，盼夜里能睡着。长年在军中奔忙，一旦彻底闲下来，人容易陷入回忆的漩涡。他时常想起自己的父亲，想起早逝的妻子，也想起一个在黄埔校园里总是笑着走来的身影。
他曾拿起笔，打算给陈赓写信，却又一次次放下。一个是兵团司令，一个是阶下囚，两人相处的位置，似乎已经完全不对等。宋希濂心里很清楚，自己当年做出的选择，把两人推到了不同的战线上，如今再开口，难免有愧。
出乎他意料的是，还没等他下决心提笔，陈赓已经主动从云南边境辗转赶到重庆。那是1949年末、1950年初之间的某一天，战犯监狱的大门打开，走进来的，是这位昔日的黄埔同窗。
宋希濂看到陈赓的一瞬间，再也绷不住，拉着对方的手掉下眼泪。陈赓努力控制情绪，轻轻说了一句：“看见你身体还好，我很高兴。”接着又问：“我们上一次见面，是什么时候？”一句话，把宋希濂拉回十二年前的西安。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把那次相聚的细节翻了个遍，还不忘半开玩笑说一句：“得算日本人一功，没有他们闹事，我们当时也见不上面。”
那天的谈话，从上午十点，一直延续到下午四点。他们聊过去，也聊将来。陈赓认真地给宋希濂分析时代形势，指出今后可以努力的方向，反复叮嘱他不要自暴自弃。这些话，对刚被俘不久、心情沉郁的宋希濂来说，像是一阵不急不缓的春风，让他意识到，自己的人生并没有就此画上句号。
四、再度相逢：迟到的“同路人”
1950年以后，宋希濂先在重庆，后被送往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，与杜聿明、王耀武、黄维等一批原国军将领共同接受改造。对一个习惯于枕戈待旦的军人来说，长时间的学习、劳动，起初难免有抵触。但在一次次讨论、一次次对照现实中，他开始意识到，过去许多被当作“天经地义”的东西，未必真的是正路。
1956年，对宋希濂来说，是极为关键的一年。这一年，新中国成立已满六个年头，全国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。他和其他战犯管理所人员，被安排参加天安门的一次大型庆祝活动。站在长安街一侧，看着人海与旗海交织，看着普通工人、农民脸上那种发自内心的笑，他心里多少有些震动。
当晚，他在日记里写下长长一段话，谈到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场景，谈到自己对旧中国黑暗的回想。这些文字在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，并非一时情绪，而是逐渐思考后的结果。不得不说，亲眼所见的现实，对他的思想冲击很大。
正因为明白了新旧社会之间的差距，他越发清楚，当年自己在战场上做过的许多事，是从“救国”的初衷出发，却走到伤害革命力量的方向。在《一九五六年学习总结》中，他提到自己参与围捕和枪杀瞿秋白等革命者，“这是严重的罪行”。写到这里，他用了“惭愧”这样的词，足见内心冲击之重。
不过，人思想上的转变，并不意味着立刻就能放下个人前途的焦虑。那几年，他也曾消沉过，觉得自己哪怕真心悔过，也难有重新获得自由的机会，“前途仍然暗淡”。在这种时候，他又想起在重庆会面时，陈赓说过的那些话——要学会面对过去，也要为可能到来的新生活做准备。可以看出，老友的一次劝勉，后来在他心里发挥了不小作用。
到1959年，由于在改造期间表现突出，宋希濂被列入首批特赦对象，恢复自由。消息公布的那一刻，他站在人群中，久久没有说话。对一个已经习惯了铁窗生活的人而言，走出高墙不只是脚步上的改变，更是心态上的再生。
特赦不久，陈赓在四川饭店安排了一桌酒席，邀请宋希濂、杜聿明、郑洞国等黄埔同学聚一聚。多年不见的老同窗再度相逢，握手时就像把许多年的风雨都握在了一起。陈赓看着宋希濂，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我们又走到一起来了。”
这一句“又”，意味深长。黄埔时期，两人曾在同一条路上学习、摸索；后来因为选择不同而分道扬镳，在战场上甚至有过对立；再到此时，经过改造、特赦，宋希濂重新回到人民之中，从政治立场和人生方向上，算是和陈赓站到了同一边。时间兜了一圈，仿佛把他们拉回到最初的那个起点，只不过彼此脸上的皱纹，提醒着岁月并没有停下脚步。
那场小聚，氛围轻松却不失庄重。大家谈起战场往事，也谈各自的生活变化。陈赓依旧笑声爽朗，举杯时一如当年在军校操场上那样干脆。宋希濂心里清楚，这笑容背后，是多年的劳累和病痛。事实上，当时陈赓心肌梗塞的病情已经不轻，只是他始终习惯把苦处藏在心里，很少当众流露。
宴会之后，周恩来又专门安排了一次接见，让这些昔日国军将领单独座谈。这对宋希濂来说，是一幅颇具象征意味的画面——当年在广州大花厅远远仰望的那位“周主任”，此时已是新中国的总理，面对这些曾经在战场上敌对的将领，却依然以礼相待，循循善诱。
合照、散步，一切看似寻常。谁都没想到，这些画面，竟成了他们最后的共同记忆。1961年3月16日，58岁的陈赓在上海因心肌梗塞复发逝世。噩耗传出时，宋希濂几乎不敢相信。葬礼上，他在灵前嚎啕大哭，那种失声的痛，旁人不用多问原因。
后来在回忆文章里，他写下这样一段话：陈赓的离去，对国家是巨大损失，对他个人而言，则是失去了“一生中难得的良友”。此话并不夸饰。从青涩少年，到身经百战的将领，再到经历改造、重新出发的老人，陈赓一直在他生命关键节点上，留下清晰的印记。
特赦之后的宋希濂，逐渐投入新的工作与生活。对于国家统一，他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，只要有利于祖国统一的事情，他总是尽力参与。晚年移居美国，一方面是出于生活便利和家庭因素，另一方面，他对国内的关注从未间断。每逢提及黄埔往事，提及旧友，他最常说起的名字，依旧是陈赓。
年纪越大，往事越清晰，这是许多老人的共同感受。对宋希濂而言，记忆里最鲜明的画面，并非战场上的枪林弹雨，而是黄埔操场上那个走路带风、总爱笑着靠过来的身影。那些笑声，仿佛从1920年代一路回响到1980年代，跨越了政权更迭、战火硝烟，也穿过了双方政治立场的长久对立。
如果把两人漫长的一生放在一起看，不难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：政治道路可以各不相同，甚至在很长时间里尖锐对立，但在更加深层的地方，关于理想、关于对国家前途的忧思，却始终存在某种相通之处。正是基于这种底色，当命运把他们推回到同一阵营时，两人之间的那份情义，非但没有被磨灭，反而显得格外坚实。
1985年初，傅涯在美国准备登机那一刻，宋希濂塞过去的那把钱，既是请老友夫人代买纸钱、鲜花，也是不善言辞的老人，对逝去故人的一种默默交代。他没有讲太多大道理，只说了一句“告诉他，我在这边一切安好”。短短十几个字里，包含的东西并不复杂，却足够真切。
从1923年火车上的偶遇，到黄埔同窗时期的勾肩搭背，从政治十字路口上的分歧，到战火硝烟中的牵挂，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再度相逢，两人的关系，像一条时隐时现的线，在大历史的浪潮中，被一次次拉紧，又一次次暂时放开。到了生命的晚段，这条线重新绷直，最终停在“情义”二字上。
在那样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，能在政治立场之外，始终保留下这份不被切断的惦念，本身就很难得。对宋希濂来说，一生能够遇到这样一位知己，这种感受排名第一的配资公司，恐怕比任何头衔、军衔，都要来得沉甸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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